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内容，也是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抓手。国家层面从不同领域安排了物流降本增效的具体举措。
但是，关于物流成本的核心问题以及降本增效主要方向也有着不同的认识。核心争议在于“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是否可用于衡量物流成本高低，更甚至于通过“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是发达国家的2倍”，从而得到“我国物流成本是发达国家的2倍”这样的结论？
绝大多数研究都认为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水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这一观点成为众多政策制定的出发点。但是，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了“中国的单位物流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将物流成本与GDP进行比较存在误导性”等不同的观点。
降低物流成本不等于降低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
物流属于引致需求，因此物流成本衡量的是企业或者行业投入产出过程的中间值，而社会物流总费用则是对企业或行业的物流成本进行加总，在此过程中便隐藏了产业特征、商品价值等中间过程信息。在不考虑行业属性的情况下，社会物流总费用只反映市场供求的相对价格，其绝对数值没有任何解释意义。尤其是在第三方物流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物流需求企业外包的物流费用总额便是第三方企业的物流总收入。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市场分工不断深化，制造业对于物流需求的精准和复杂程度要求更高，社会物流费用总额增速将会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反而可能会增加。
此外，GDP衡量的是社会新创造的增加值，物流成本属于中间投入，而物流的中间投入值与产业的最终增加值的取值范围取决于产业的自身特性，没有固定的评判标准，比值甚至可能大于100%。因此降低物流成本不等于降低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物流总费用与GDP相比只能说明创造单位增加值物流产业的投入情况，可以反映行业的相对规模，但并不能代表一个国家物流成本的高低。
只追求降本而忽视增效不利于结构调整
美国的发展历程表明，工业化进程和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值高度相关，因此，有观点认为推进我国物流成本降低的根本举措在于优化产业结构。似乎我国工业化进程完成之后，我国的物流成本会自然而然地降低。该观点只关注了表面的相关性，并没有对背后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产业链条越来越长，工业流程也越来越复杂，导致物流时间、物流成本在产品总时间和产品总成本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物流成本会呈现直线上升。
美国之所以在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实现了物流成本的下降，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广和实践供应链管理和物流外包等先进的管理方法，优化了供应链流程，将非核心的物流业务外包，更专注于核心竞争力，从而带来了物流市场的繁荣发展。美国埃森哲公司经研究证实，美国实施供应链管理可使运输成本下降5%至15%、库存下降10%至30%，整个供应链运作成本下降10%至25%，企业订单处理周期缩短35%。我国只有建立和优化产业供应链，实施精细供应链物流管理，才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实现社会物流总费用的下降。
物流成本在不同产业发挥的作用不同，若只注重追求物流成本的降低，而忽视了降本增效的根本用意，反而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运输成本为例，从不同行业的物流成本结构来看，产品价值较低的行业其运输成本的比例越高，钢铁、煤炭等去产能重点行业运输成本占比甚至高达50%以上，运输成本是此类行业物流成本控制的重点。而对于医药、汽车这类产品价值高、物流运作相对复杂的行业来说，仓储和配送的成本远高于其他行业。如果以降低运输成本为重点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反而对一些低端产业更有利，不符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根本目标。
提高物流作业效率是降成本的根本途径
降低物流成本是提高企业运行效率的重要手段，而提高物流作业效率才是降低物流成本的根本途径。目前，政府正在深化“放管服”改革，积极落实全面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实施鲜活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规范和减少港口收费、减轻货运车辆检验检测费用负担等降费措施，2016年交通运输行业降低物流成本558亿元，真正使物流企业得到了实惠。但是，在市场化运作的物流环境下，政府主导的降本空间毕竟有限，尤其是“减、免、补”等目前采用的降本措施更有可能造成市场竞争的不公平。
更重要的是发挥物流企业的主体作用，转变以“成本”的视角来看待物流业的传统观点，以“增值”的全新认识看待物流行业的发展，通过提高效率来创造更多的时间价值和空间价值，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高效物流”的发展，为零散物流资源整合和优化高端物流市场供给提供了新的机遇，未来的物流行业在组织化、集约化、网络化等方面增效的潜力非常大。
物流成本有高低之分，但是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比值则无高低优劣之分。在充分的竞争环境下，物流成本是由物流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同时也是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主要指标。因此，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一方面要着重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消除制约物流企业规模化、网络化发展的制度与政策，推动出台物流企业异地设立非法人分支机构、增设经营网点便利化的政策措施；与此同时，更要规避“减、免、补”等人为制造物流企业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保持市场预期的稳定性，尊重物流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交通研究院运输与物流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
来源：中国交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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